农村是基层治理的末梢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，短板在农村，难点在农村。农村法治搞得好不好，直接关系到基层的改革发展稳定和全面小康社会能否实现。如何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调处农村纠纷，江苏省溧阳市的探索实践，给身处一线的大学生村官以思考和启发。

百姓的事百姓议

凡是关涉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，都由“百姓议事堂”协商讨论

在溧阳，农村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展开。

“农村土地经过三轮承包改革，如今进入土地确权阶段。与此前相比，附着在土地上的拆迁补偿等利益很大，土地确权工作在推进中遇到的矛盾纠纷很多。”在溧阳市戴埠镇新桥村，村支书陈朝辉介绍了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的聚焦点。

“原来分的柴火山常年没人去打理，有的连东南西北的‘四至点’都搞不清楚。现在土地要确权，曾经的荒凉地有可能就是明天的金银山，有的群众争得厉害。”

“当年分承包地时，树多的地少分，树少的地多分，现在，要确权，分到地少的群众不满意。”

……

采访中，村民们七嘴八舌地议论。面对这些复杂问题，陈朝辉说：“国家政策规定得很原则，老百姓的诉求又非常具体。历史遗留问题该怎么解决？等政策、靠政策、要政策，是不行的。”

说一千道一万，老百姓最终看的是矛盾纠纷能不能解决，合理诉求能不能满足，利益分配能不能公平。为此，新桥村请来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，帮助村“两委”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戴康留就是其中一位。

“我们这些老家伙，大多是老党员，做过多年的村干部，对村里集体土地的历次承包分配，情况比较熟悉，东家长西家短搞得比较清楚。村‘两委’让我们来做调解，拿出具体的确权标准，村民们大都很信服。”戴康留说。

“百姓百性百条心”，面对利益分配，各家有各家的想法。在戴康留看来，要做通各家的思想工作，关键靠自身做事公道，只有这样，调解工作才能腰杆硬。

从最初的几位年长老人主持调解，到后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讨论，新桥村正式建立“百姓议事堂”，凡是有关土地确权、流转、承包、征收等关涉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，都由“百姓议事堂”协商讨论。“百姓议事堂”也渐渐成为新桥村、戴埠镇乃至整个溧阳市农村社会治理的品牌。

如今，溧阳全市175个行政村均成立了“百姓议事堂”，邀请大家信得过的百姓代表，采用身边人理身边事的方式，闻民声、解民忧、议村务、促新风，成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“连心桥”，反映社情民意的“晴雨表”，调处群众矛盾纠纷的“草药方”，基层民主法治的“阳光房”。

普法宣传新平台

充分发挥政策解释、法律咨询等功能，堵住了矛盾纠纷产生的源头

“陶老师，您评评理，儿子儿媳不赡养我，我不如死了拉倒。”一天，新桥村陈阿婆神情沮丧，哭哭啼啼来到“百姓议事堂”，向新桥村退休老师陶正华诉苦。

原来，81岁的陈阿婆年轻时就丧夫，好不容易把唯一的儿子养大成人。谁知，儿媳黎某嫌婆婆整天唠叨，一气之下将其拒之门外。陈阿婆的儿子慑于妻子的霸道，竟默许了妻子的做法。

“堂前椅子轮流坐，媳妇也要做婆婆。你们对母亲不孝，子女会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”陶老师找来陈阿婆的儿子儿媳，当面谈话，讲述老人的辛酸与委屈。

“妻贤夫祸少，子孝母心宽。”陶老师阐释传统孝道和婚姻法、老年人权益保障法，指出为人子女不赡养老人、虐待老人、遗弃老人应当承担的民事和刑事责任。

经过两个多小时耐心细致的调解，老人的儿媳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保证以后善待婆婆。一起赡养纠纷案成功调解。

“不由政府一家‘登台唱戏’，而是充分考虑社会组织参与管理。‘百姓议事堂’具有亲民性、草根性、本土性，在开展矛盾纠纷化解、法治宣传、特殊人群管理等司法行政工作中发挥作用大。” 溧阳市司法局局长戴一平认为。

清官难断家务事，“百姓议事堂”抽调法律顾问、退休老干部、老教师和公道正派、威望高的家族长辈等群众工作骨干力量，充分发挥政策解释、法律咨询等功能，回应群众诉求，堵住了矛盾纠纷产生的源头，也成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平台。

除了“百姓议事堂”以案释法、一案一议的普法模式，溧阳市司法局等部门还根据普法对象需求实施“订单式”普法，推行法律“一对一”服务，由一个部门针对一类群体“小灶普法”，实行滴灌式普法，提升普法针对性。

“溧阳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及法治文化传统，历史上著名的孟郊名诗《游子吟》、民间故事‘乌饭救母’和‘伍子胥千金报德’就发生在这里。我们坚持法德并重，弘扬法治精神，把高尚道德情操和现代法治文明相互融合。” 溧阳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邵钦华介绍。

特色法治文化、本地诚信文化、现代德孝文化、尊老道德文化、“法治信义”品牌文化……在溧阳乡村，法治宣传教育由“广撒网”变为了“精聚焦”。

群众参与动真格

扩大议事堂矛盾纠纷调处范围，构成“多元化”调解机制

农村法治建设离不开村民的自觉参与和积极行动。溧阳市别桥镇党委书记姚觉成在介绍当地“百姓议事堂”的经验做法时说：“‘百姓议事堂’的实质是让群众民主管理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监督。”

在农村治安防控方面，群众参与、群防群治的优势十分明显。溧阳依托“百姓议事堂”等载体，扩大议事堂矛盾纠纷调处范围，拓展治安防范等功能，落实“派驻式”人民调解室建设，推动建立由司法招录培训派驻、财政渠道保障经费、公安机关管理使用的人民调解员队伍，协同多部门联动，构成“多元化”调解机制。

溧阳市委组织部的同志介绍，不久前举行的基层换届选举不仅实现了零上访，而且村民参与热情高涨。“许多在外面打工的村民、党员买了飞机票都要回来参加选举。这和‘百姓议事堂’等社会组织作用发挥有关系。大家看到了参与民主政治是动真格的，协商议政是有实效的，所以积极性很高。”

村干部由村民选出，他们的一言一行对村民影响很大。他们也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，是建设法治农村的关键少数。

“农村法治建设的成败，关键在党员领导干部，在当家人、带头人。”邵钦华说，只有村两委坚强有力、风清气正、厉行法治，这个村的风气才好、人心才齐、力量才大。

为此，溧阳市组建了普法宣讲团，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，根据“两委”干部法律需求，开展送法下乡活动；组建了法律顾问团，为每个村聘任一名法律顾问，定期组织“两委”干部上法治课，并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。

此外，溧阳还聘任大学生村官担任普法宣传员，在日常工作中潜移默化地引导村干部带头尊法学法，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。

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，农村法治生态也在发生可喜的变化。“过去，农村征地拆迁，派出所会出警维持秩序，如今，出警前，派出所领导班子都很谨慎，要问清楚征地拆迁的手续是否齐全、程序是否合法。绝不会为非法拆迁、野蛮拆迁提供保护。” 溧阳市竹箦镇派出所所长王峰说。